龙泉司法档案不仅完整记录了近代法律制度的基层实践，也记录了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、民众观念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变迁过程，包括人们怎样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自己的生活和遭遇，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和创制意义。在异姓承嗣、祭田纠纷和族谱编纂等问题上，地方宗族主动应对继承法律改变带来的挑战。在抱告制度废除、男女平等原则确立和诉讼规则改变的背景下，女性仍然受制于宗理，同时又积极地利用这套规则和话语；她们更多地现身于包括法庭在内的公共空间中，但同时又受困于制度中更为隐蔽化的性别不公。诉讼中的契约使用显示，法律制度、国家财政、地籍整理运动和地方原有的社会矛盾、权力结构共同作用，对地方上“凭契管业”的传统发生影响。在民国时期的基层社会中，“礼”“俗”仍然与“法”一起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。但是，随着法律的改变，“礼”和“俗”也被重新分类和定义了。民国时期的民众和基层法律官员的决策、行动和表达，是在这样一个规范被重新分类和定义的过程和环境中进行的，同时他们也都参与塑造了这个过程。